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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河山只在我梦萦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。”第一句唱出来，嗓音不算特别嘹亮，却有种直抵人心的诚恳。镜头推近，能看到他眼角微微泛着光。

　　唱到“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，我的中国心”时，他的声音忽然提高了些，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。台下有观众开始抬手擦眼睛，导播间里，工作人员也安静下来。

　　四分多钟的演唱，这个叫张明敏的香港歌手站得笔直，没有华丽的动作，没有炫技的高音，只是用最质朴的方式，把一首歌完完整整地唱完了。最后一个音符落下，他深深鞠躬，掌声如雷般响起。

　　那一夜，无数中国家庭记住了这个画面。第二天，《我的中国心》的旋律传遍大街小巷，张明敏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。

　　但几乎没人知道，为了登上这个舞台，这个年轻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。更没人能预料到，春晚的辉煌之后，等待他的是长达十四年的沉寂。

　　张明敏出生在1956年的香港，那时候香港还处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。他的家庭很普通，父母都是底层劳动者，住在九龙城寨附近。那一片区域拥挤杂乱，是香港有名的贫民区。

　　小时候的张明敏喜欢唱歌，但家里没条件送他去学音乐。他就在街边听收音机，跟着哼唱当时的流行歌曲。学校有文艺活动时，他总是最积极的那个，尽管他普通话发音不太标准，唱粤语歌却很有味道。

　　中学毕业后，张明敏没有继续读书，而是开始打工谋生。他在电子厂做过装配工，在商场当过售货员，后来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——香港九龙一家制药厂的化验员。这份工作收入不高，但总算能养活自己。

　　唱歌对他而言始终只是爱好。下班后，他会去参加一些业余歌唱比赛。1979年，香港举办全港工人演唱赛，工厂里同事怂恿他报名试试。

　　比赛在周末举行，张明敏穿着一身借来的西装上台。他选了一首当时流行的国语老歌，唱到一半时，台下评委有的开始点头。那场比赛他拿了冠军，奖品是一台电风扇。

　　消息传回工厂，工友们起哄要他请客。张明敏用奖金买了些汽水分给大家，心里高兴，但也没太当回事。他觉得这只是运气好。

　　没想到过了几周，又有一个全港业余歌手大赛。之前比赛的评委记得他，特意托人带话，鼓励他再参加。这次比赛的规模更大，参赛者有几百人，很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。

　　张明敏犹豫了。他白天要上班，晚上还要练歌，时间很紧。而且参赛需要准备两首歌，他只会唱些老歌，不知道能不能行。母亲知道后对他说：“喜欢就去唱，输赢不重要。”

　　第二次登上比赛舞台，张明敏选了一首节奏较快的歌曲。也许是少了心理负担，他发挥得比上次还好。宣布结果时，主持人先念出第三名、第二名，都不是他。张明敏已经在心里安慰自己“下次再来”，却听见了自己的名字。

　　他愣在台上，直到旁边的人推他，才懵懵懂懂走过去接过奖杯。这次奖品是一笔现金，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。

　　连续两次夺冠，让张明敏在香港业余歌唱圈里有了点名气。有唱片公司注意到他，找他试音，签了一份短期合约。公司安排他录了几首粤语歌，销量平平，但总算有了正式发行的作品。

　　那时的香港乐坛，国语歌曲市场很小。大部分歌手都唱粤语歌，偶尔翻唱些日语、英语歌曲。张明敏的普通话是在夜校学的，说得不算流利，但他喜欢国语老歌的那种韵味。工作之余，他经常一个人练习国语发音。

　　1982年的一天，张明敏接到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黄霑的朋友，说黄霑先生写了首新歌，想找他试唱。

　　黄霑是香港著名的词曲作家，写过很多经典歌曲。张明敏有些不敢相信，但还是答应去见面。

　　见面安排在一家茶餐厅。黄霑比张明敏想象中随和，没有大音乐家的架子。他点了一壶普洱，拿出几张手写的乐谱。

　　张明敏接过，看见抬头写着四个字：《我的中国心》。他往下读：“河山只在我梦萦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……”读着读着，他的呼吸微微急促起来。

　　黄霑慢慢喝着茶，观察他的反应。等张明敏抬起头，黄霑才开口：“这首歌，我找过几个人，他们都不愿意唱。”

　　“怕惹麻烦。”黄霑说得直接，“现在这个环境，唱这种歌需要勇气。你是业余出身，可能不太了解行情。但我听你唱过歌，声音里有种真诚，是很多专业歌手没有的。”

　　张明敏又低头看歌词。“洋装虽然穿在身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……”这句让他心里某处被触动。他想起小时候，父亲常说起内地老家的样子，说起长江黄河，说起长城故宫。父亲说那些地方时，眼睛里有一种光。

　　录制是在一个小录音棚进行的。棚子不大，设备也简陋。张明敏第一次看到完整的曲谱，旋律简单却有力。他试唱了几遍，总觉得不够好。

　　“不要太刻意。”黄霑在控制室里通过话筒说，“就像平时说话那样，把你心里想的唱出来。”

　　张明敏闭上眼睛。他想起了父亲，想起父亲说起“咱们国家”时的语气。音乐再次响起，他开口唱出第一句。这一次，他没有想技巧，没有想发音，只是把歌词里的每个字，唱成自己想说的话。

　　歌曲发行后，在香港的反响很平淡。电台播放次数不多，唱片销量也一般。但有些从内地来香港的人听到后，特意找到唱片行购买，说听着想家。

　　张明敏的生活没有太大变化。他依然白天在药厂上班，晚上偶尔去唱歌。直到1983年底，他接到一个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。

　　电话是中央电视台打来的，邀请他参加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。张明敏第一反应是遇到了骗子。春晚是什么概念？那是全国几亿人同时观看的节目，怎么可能邀请他一个香港的业余歌手？

　　对方耐心解释，说是导演组在挑选节目时，有人推荐了他的《我的中国心》。他们认为这首歌很适合那年春晚的主题。

　　挂掉电话后，张明敏一夜没睡。他打电话给黄霑，黄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是个机会，但你要想好后果。”

　　后果是什么，两人心知肚明。当时的香港还未回归，政治环境复杂。一个香港歌手去内地参加央视春晚，唱一首爱国歌曲，回来后很可能会遭到。

　　张明敏又去问母亲。母亲已经六十多岁，头发花白。她听儿子说完，慢慢地说：“你爸爸生前常说，做人要对得起良心。你自己决定，妈都支持。”

　　决定去北京的那天，张明敏去厂里请假。主管听说他要去央视参加春晚，眼睛瞪得老大：“你？上春晚？”确认不是开玩笑后，主管批了假，但提醒他：“想清楚啊，回来可能工作都没了。”

　　从香港到北京，要先坐火车到广州，再转车北上。那是张明敏第一次去内地，一路上他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绿色渐变成北方的枯黄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　　到北京是十二月底，天气很冷。张明敏只带了几件薄外套，接站的工作人员看他冻得发抖，赶紧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来给他披上。

　　春晚彩排在央视的老演播厅进行。导演黄一鹤是个严肃的中年人，但对张明敏很客气。第一次彩排，张明敏站在台上，看着下面空荡荡的观众席，手心里全是汗。

　　音乐响起，他唱完了整首歌。唱完后，台下几个导演组成员鼓起掌来。黄一鹤走上台，对他说：“感情很真挚，但有些发音可以再调整一下。”

　　那几天，张明敏住在央视的招待所里。每天除了彩排，就是跟着语言老师练普通话发音。“萦”字他总念不准，练了几百遍。“身”和“心”的平舌翘舌也常搞混。

　　有一次练到半夜，他站在房间窗前，看着北京寂静的街道，忽然想起黄霑问他的话：“你想清楚了吗？”

　　除夕当晚，演播厅里坐满了观众。后台挤满了演员，有说相声的，有演小品的，有跳舞的。张明敏坐在角落，手里紧紧握着歌词本，虽然歌词早就背熟了。

　　主持人报幕时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走上舞台。灯光打在他身上，热得冒汗。他看见台下黑压压的观众，看见正前方的摄像机。

　　大年初一早上，张明敏还在招待所睡觉，就被敲门声吵醒。工作人员激动地说：“火了！你火了！”

　　央视接到了无数观众来电，询问哪里能买到《我的中国心》的唱片。报纸开始报道这个香港歌手的演出，用“感动亿万观众”来形容他的表演。

　　原本计划在北京待三天就回香港的张明敏，被安排多留了一周。他接受了多家媒体采访，参加了几个文艺单位的座谈会。所到之处，人们都对他非常热情，称呼他“张老师”、“张先生”。

　　离开北京前，央视工作人员交给他一个袋子，里面是观众来信。信太多了，只能先装一部分。张明敏在火车上打开看，有的信字迹工整，有的歪歪扭扭，有的还夹着照片。信的内容大同小异，都是感谢他唱了这首歌，说听着流泪，说想起了家乡。

　　回到香港是二月中旬。张明敏拖着行李箱走出车站，发现一切如常。没有人认识他，没有记者围堵，香港媒体对他在春晚的演出只字未提。

　　他照常回药厂上班。同事见到他，开玩笑说“大明星回来了”，但也仅此而已。香港的电视、报纸、电台，没有任何关于春晚的报道，仿佛那件事从未发生。

　　变化是慢慢出现的。先是唱片公司打来电话，委婉地表示合约到期后不再续签。接着是之前联系过的演出机构，说暂时没有适合他的场次。电台里，他以前录制的歌曲播放次数越来越少，最后完全消失。

　　有一次，张明敏去参加一个业余歌唱比赛的评审工作——这是他之前常做的兼职。主办方见到他，面露难色，说这次不太方便邀请他了。

　　最直接打击来自药厂。三月底，主管找他谈话，说公司最近效益不好，需要裁员。张明敏在裁员名单上。

　　“我知道这不是真实原因。”张明敏后来回忆时说，“但我没有争辩。收拾东西离开时，几个关系好的同事送我到门口，拍拍我的肩膀，什么都没说。”

　　失业后，张明敏试过找其他工作。但消息传得很快，雇主一听他的名字就摇头。那段时间，他靠积蓄生活，偶尔接些零工。母亲心疼他，把退休金拿出来补贴家用，他坚决不要。

　　“最难的不是没钱，是那种被整个环境排斥的感觉。”多年后张明敏接受采访时说，“你去茶餐厅吃饭，旁边桌的人看见你，会压低声音说话。走在街上，以前认识的人会装作没看见。好像你做了什么错事，但没人告诉你错在哪里。”

　　黄霑约他喝过一次茶。老先生看着他，叹了口气：“我当初该更坚决地劝你别唱。”

　　1984年夏天，张明敏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。信是一个文艺团体写来的，邀请他去参加一场慰问演出，报酬不高，但包食宿。

　　他犹豫了。去内地演出，意味着更彻底地“站队”，回香港后处境可能更糟。但不去，他还能做什么？

　　最终他还是去了。演出在上海一个工人文化宫举行，观众大多是工厂职工。主持人报幕时说出他的名字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那是春晚之后，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唱《我的中国心》。

　　唱到一半时，他看见前排有观众在擦眼泪。唱完后，掌声持续了很久。有观众喊“再来一首”，他加唱了一首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

　　那场演出后，邀请渐渐多起来。广州、武汉、南京、成都……他开始了在内地的巡回演出。每一场，观众的反应都很热烈。有时候演出结束，观众不肯散去，他就站在台上和大家聊天。有人问他香港是什么样子，有人问他会不会说粤语，有人只是说“谢谢你唱这首歌”。

　　演出收入不高，但足够生活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掌声和笑容里，张明敏找到了继续唱歌的意义。

　　1985年，他在北京演出时，遇到了一个改变他想法的人。那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，演出结束后，老人坐着轮椅到后台找他。

　　老人握住他的手，手劲很大。“小张，我眼睛不好，看不见你长什么样。但你的歌，我听懂了。”老人说，“我在朝鲜的时候，最冷的那年冬天，零下四十度。战友们挤在坑道里，有人哼‘一条大河波浪宽’。那时候我就想，等打完仗回家，要好好看看祖国的大河。”

　　老人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后来仗打完了，我眼睛也坏了。大河是什么样子，到底没看见。但今天听你唱‘长江长城，黄山黄河’，我心里那个画面，又清楚了。”

　　从那以后，他不再把演出仅仅当作谋生手段。每一场演出，他都唱得格外认真。有时候条件艰苦，舞台简陋，音响差，但他看到台下观众期待的眼神，就会想起那位老兵。

　　1986年，张明敏做了一个决定：把演出重心完全转移到内地。他在深圳租了个小房子，作为往返香港和内地的中转站。母亲年纪大了，他请了亲戚帮忙照顾，自己则背着简单的行囊，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跑。

　　那几年，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省份。在东北的工厂礼堂，在西北的学校操场，在西南的少数民族村寨，他都唱过《我的中国心》。观众从最初的工人、学生，扩展到农民、士兵、干部。有时候台下坐着几千人，有时候只有几十人，他都一样地唱。

　　有一次在云南偏远县城演出，突然停电了。工作人员找来蜡烛，点在舞台边缘。张明敏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”他在烛光里唱完了整首歌，台下观众打开手电筒，一点一点的光在黑暗里晃动，像星空。

　　演出结束后，县长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张老师，我们县里第一次有香港来的歌手。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香港，觉得很远。今天听你唱歌，觉得香港很近。”

　　1988年初，张明敏在报纸上看到北京亚运会筹备遇到资金困难的消息。那届亚运会定于1990年举行，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大型国际综合运动会。

　　报道里说，亚运会的资金缺口很大，组委会向社会各界募集捐款。张明敏把报道看了好几遍，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。

　　他算了自己的存款。这些年在内地演出有些积蓄，虽然不多，但还能维持生活。他在香港的房子是租的，没有房产。最值钱的是母亲留下的一小套旧公寓，那是父亲生前买的，母亲一直舍不得卖。

　　他打电话给深圳的朋友，咨询义演的可能性。朋友帮他联系了一些演出公司，反馈是：可以办，但票价不能定太高，否则没人买票。

　　一块钱。张明敏握着电话，脑子里快速计算。就算每场观众一千人，全坐满，一场也就一千块收入。扣除场地费、交通费、住宿费，剩不下多少。

　　第一场义演定在广州。海报贴出去，票价五毛。有人质疑：“这么便宜，能请到什么好歌手？”看到张明敏的名字，又有人说：“他不是被封杀了吗？”

　　演出当天，张明敏早早到了剧场。工作人员说售票情况不理想，只卖出去三百多张票。离开始还有两小时，张明敏说：“我去门口看看。”

　　他站在剧院门口，看见有人路过时瞥一眼海报，匆匆走过。有个中年男人停下脚步，看了很久海报，掏钱买了一张票。张明敏上前和他握手，男人认出他，激动地说：“张老师！我当年在电视上看过你上春晚！”

　　那天晚上，剧场里坐了大约五百人。张明敏唱了《我的中国心》，也唱了其他几首国语歌。唱完最后一首，他站在台上说：“各位朋友，今天这场演出的所有收入，扣除必要成本后，将全部捐给北京亚运会。中国第一次办亚运会，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支持。”

　　演出结束，张明敏和工作人员一起清点收入。门票收入两百五十元，加上现场有人捐款，总共三百一十七元六角。钱不多，但每一张都是皱巴巴的毛票。

　　他把钱整理好，装进信封，第二天去邮局寄给北京亚运会集资部。汇款单附言栏里，他写了一行字：“一个香港同胞的心意。”

　　从那以后，张明敏开始了密集的义演。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……他沿着东南沿海城市一路唱过去。票价定在三毛到一块之间，有时候在正规剧场，有时候在学校礼堂，有时候就在工人文化宫的露天广场。

　　最辛苦的一次是在福建。连续三天，每天两场，场地不同，他要带着设备赶场。第三天下午那场，唱到一半时，他感觉嗓子发不出声音了。硬撑着唱完，到后台就咳出血丝。

　　工作人员要送他去医院，他摇摇头，喝了口水，哑着嗓子说：“晚上还有一场。”

　　晚上演出前，他打了封闭针。上台时，嗓子是麻的，唱出的声音有些奇怪，但观众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。那场演出收到了一百多元捐款，有个小学生把存钱罐都抱来了，倒出一堆硬币，说“给亚运会买篮球”。

　　到1988年底，张明敏已经办了七十多场义演。他算了一下存款，剩下的钱最多还能撑半年。母亲知道后，从香港打电话来：“我把公寓卖了。”

　　卖房子的钱，张明敏分成两部分。一小部分留给母亲养老，大部分投入到义演中。他换了辆二手面包车，载着音响设备和几个人，开始往内陆城市走。

　　四川、贵州、陕西、甘肃……路越走越远，条件越来越艰苦。在西北一个小县城，剧场没有暖气，零下十几度，观众穿着棉大衣看演出，他也穿着棉大衣唱，唱到后面，话筒都冻手。

　　有时遇到暴雨，露天演出取消，他就和工作人员一起，把设备搬到能避雨的地方，能唱多久唱多久。观众撑伞站着听，他也撑伞站着唱。

　　1989年秋天，张明敏在武汉演出时，遇到一位北京来的记者。记者采访他，问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办义演。

　　张明敏想了想，说：“我第一次来内地是1984年，去北京上春晚。那时候从香港到北京，觉得路很远。后来这些年，我走过很多地方，看过很多风景，认识很多人。我发现，不管走到哪里，只要唱起《我的中国心》，台下总有人跟着唱。他们可能不会说标准的普通话，可能从来没去过香港，但唱这首歌的时候，眼神是一样的。”

　　到1990年春天，张明敏的义演办了154场。最后一场在北京，是个小型剧场，坐满了亚运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。唱完《我的中国心》，组委会的人上台，送给他一本纪念册，里面是154场演出的照片和票据存根。

　　张明敏翻开纪念册，看见第一场广州演出的门票存根，五毛钱一张。看见福建那个小学生捐的存钱罐照片。看见西北冻得发抖的观众。看见母亲卖掉的那套公寓的黑白照片——那是他出发去内地前，特意回去拍的。

　　154场义演，总共募集到60万元。钱不多，但每一分都来自五毛、一块的门票，来自现场观众的捐款，来自那个小学生的存钱罐。

　　亚运会结束后，张明敏回到了香港。十四年过去了，香港的街景有些变化，但有些东西似乎没变。

　　他尝试联系以前的音乐圈朋友，大多数回应冷淡。有家小唱片公司愿意帮他出张专辑，但明确表示不能收录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张明敏拒绝了。

　　没有演出机会，没有唱片合约，他需要谋生。一个朋友介绍他去一家服装店帮忙，他从最基本的店员做起。四十多岁的人，和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起，学叠衣服、学推销、学记账。

　　店长不知道他的过去，只当他是普通中年失业者。有次店里收音机播放老歌，正好放到《我的中国心》的旋律——是别人翻唱的版本。店长随口说：“这歌还挺好听。”

　　下班后，他沿着街道走回家。路过一家音响店，橱窗里贴着新歌手的海报，都是他不认识的面孔。香港乐坛更新换代，他离开太久了。

　　母亲已经七十多岁，头发全白了。她从来不问儿子的事业，只是每天做好饭等他回家。有时候张明敏加班，她就坐在客厅灯下，织毛衣或者看电视。

　　电视机是旧的，只能收几个台。有次调到内地卫视，正在放一个文艺晚会，台上歌手在唱《我的中国心》。母亲放下毛衣针，看得很认真。

　　歌唱完，主持人说：“这首歌让我们想起一位香港歌手，张明敏先生。他在1984年春晚……”

　　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。服装店的工作做了两年，店长赏识他勤快，提拔他做助理店长。工资涨了些，能维持他和母亲的生活。

　　1995年，张明敏用积蓄开了家小餐厅。店面不大，只有六张桌子，他既是老板也是厨师。招牌菜是云吞面，配方是他跟一个老师傅学的。

　　餐厅开在居民区，生意平平。熟客多是街坊邻居，不知道老板的过去，只道他是个话不多的中年人，云吞面做得地道。

　　有时候餐厅打烊后，张明敏会坐在空荡荡的店里，打开收音机。深夜电台常放老歌，偶尔会听到《我的中国心》。不是他唱的版本，是年轻歌手翻唱的，编曲更新潮，唱法更技巧。

　　他听着，想起1984年那个春晚舞台，想起那些义演的夜晚，想起西北寒风里观众呵出的白气，想起福建那个小学生的存钱罐。

　　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，1996年住了一次院。张明敏医院餐厅两头跑，一个月瘦了十斤。母亲出院那天，他扶着她在医院花园散步。初春的阳光很好，玉兰花开了。

　　1997年春天，母亲安详离世。葬礼很简单，几个亲戚朋友来送行。张明敏在墓前站了很久，把一束白菊放在墓碑前。

　　回家路上，他经过一个报摊。头条新闻是香港回归的倒计时。摊主是熟人，招呼他：“张先生，买份报？”

　　张明敏买了一份。头版是大幅照片，驻港部队的先遣人员已经抵达。他拿着报纸，站在街边看了很久。

　　1997年6月30日，张明敏早早关了餐厅。回家路上，街上已经有很多人，手里拿着国旗和区旗。商店橱窗贴着庆祝回归的标语，电视里滚动播放相关新闻。

　　他回到家，打开电视。直播已经开始，镜头从香港切换到北京，又切回香港。播音员的声音里透着激动。

　　午夜时分，交接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。电视屏幕上，英国国旗降下，中国国旗升起。张明敏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那面红旗升到顶端，在灯光下飘扬。

　　他想起很多事。想起1984年春晚，想起那些义演的夜晚，想起母亲说“你爸爸会为你骄傲”。想起黄霑，老先生1994年已经去世了。想起154场义演里，每一张观众的脸。

　　电话响了。是内地一个老朋友打来的，声音激动：“明敏！你看电视了吗？回归了！香港回家了！”

　　挂了电话，又有几个电话打进来。都是内地朋友，说的都是同样的话。张明敏接完所有电话，天已经快亮了。

　　七月，张明敏接到一个正式邀请：参加庆祝香港回归文艺晚会。邀请方是中央电视台和香港电视台联合组成的筹备组。

　　演出在红磡体育馆举行。张明敏到后台时，看见了很多熟悉的面孔——都是这些年在内地演出时认识的艺术家。大家拥抱，握手，有些年纪大的艺术家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这些年辛苦了。”

　　化妆间里，工作人员拿来演出服。还是中山装，和1984年那件很像，但料子更好，剪裁更合身。张明敏换好衣服，站在镜子前。镜子里的人已经有了白发，眼角有了皱纹，但眼神还和当年一样。

　　他走上舞台。聚光灯打下来，观众席里一片欢呼。他看见前排坐着特区政府的官员，看见内地来的领导，看见普通市民，看见挥舞的国旗和区旗。

　　音乐响起，还是那个前奏。他举起话筒，开口唱出第一句：“河山只在我梦萦——”

　　观众开始跟唱。不是小声跟唱，是成千上万人一起唱。声音从观众席涌上舞台，像潮水一样包围了他。唱到“我的中国心”时，全场的声音汇在一起，震得舞台地板都在微微颤动。

　　张明敏唱着，视线有些模糊。他看见观众席里有人流泪，有人拥抱，有人高举手臂挥舞旗帜。他想起那位眼睛不好的老兵，想起西北寒风里的观众，想起福建捐出存钱罐的小学生。

　　歌曲结束，掌声和欢呼声持续了很久。主持人上台，握着他的手问：“张先生，此时此刻，您最想说什么？”

　　张明敏看着台下，看着摄像机，慢慢地说：“祖国没有忘记香港。祖国没有忘记我。”

　　那场演出后，张明敏的生活开始了变化。香港媒体开始报道他，称他“爱国歌手”。有唱片公司找来，要为他出版专辑。演出邀请也多了，不仅是内地，香港本地也有。

　　但他没有立即恢复全职歌唱。餐厅还在经营，他请了帮手，自己则把时间分成两半：一半照顾生意，一半从事和音乐、文化相关的工作。

　　1998年，张明敏发起了一个音乐教育项目，资助香港基层家庭的孩子学习音乐。他说：“音乐能让人感受到美好。我希望更多孩子有机会接触音乐。”

　　项目的第一批学员里，有个小男孩因为家庭困难，差点放弃学钢琴。张明敏资助了他三年的学费。男孩后来考上了音乐学院，毕业音乐会上，他弹奏了一曲《黄河》，改编里加入了《我的中国心》的旋律片段。

　　张明敏坐在台下听，结束后到后台祝贺。男孩说：“张老师，我小时候听我爸爸唱过您的歌。他说1984年春晚，他就是在电视前听您唱歌时，决定要好好存钱，将来送我去学音乐。”

　　2000年，张明敏受聘担任一家文化机构的顾问，负责推动内地与香港的青年文化交流。他组织香港大学生到内地参观访问，也邀请内地青年艺术家来港交流。有次活动中，一个香港大学生问他：“张先生，您为什么一直坚持做这些事？”

　　张明敏想了想，说：“我小时候，我爸爸常跟我说，不管人在哪里，根不能忘。后来我唱《我的中国心》，走了很多地方，见过很多人。我发现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条根，只是有时候需要被唤醒。我做这些事，就是希望能帮年轻人找到自己的根。”

　　2003年，非典疫情袭击香港。张明敏组织了一批艺术家，录制公益歌曲，为抗疫一线人员加油。录音是在一个临时搭建的棚里完成的，条件简陋，但参与的每个人都很认真。

　　歌曲发布那天，张明敏接受电台采访。主持人问：“张先生，您经历过困难时期，现在香港又面临挑战，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？”

　　他说：“1984年之后，我有十四年时间不能公开唱歌。最难的时候，我告诉自己：只要心里那首歌还在，就没什么过不去的坎。现在香港遇到困难，但只要大家心里有这片土地，有这里的人，就一定能挺过去。”

　　2008年北京奥运会，张明敏受邀参加火炬传递。他是香港段的火炬手之一。传递当天，他举着火炬，沿着预定路线跑步。街道两旁站满了市民，举着国旗和奥运会旗，喊着加油。

　　跑到交接点时，他把火炬传给下一位火炬手——个十几岁的香港少年。少年接过火炬，对他鞠了一躬，说：“张先生，我爷爷很喜欢您的歌。”

　　这些年，张明敏逐渐淡出了舞台中央。他更多时候是在幕后，做音乐教育，做文化交流，做公益慈善。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多唱歌，他说：“舞台应该留给年轻人。我做了我该做的事，现在要做能做的事。”

　　2019年，张明敏参加一个纪念改革开放的音乐会。台上，年轻歌手在唱《我的中国心》。他坐在观众席里，身边坐着当年亚运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，现在已经退休了。

　　老同事说：“明敏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年那154场义演，最后一场在北京，你嗓子都哑了。”

　　台上，歌曲进入尾声。年轻歌手唱完最后一句，全场掌声雷动。张明敏也跟着鼓掌，一下，又一下，节奏平缓而坚定。

　　灯光照在他脸上，那些岁月的皱纹清晰可见。但那双眼睛，还和1984年春晚舞台上一样，清澈，明亮，映着舞台的光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